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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缺与过剩:家政行业结构性困境解析

作者:周群英  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19-03-26

商务部日前会同发改委等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建立家政服务员和家政企业信用档案,并建立家政服务“红名单”和“黑名单”制度。

商务部日前会同发改委等部门研究起草了《关于建立家政服务业信用体系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指出将建立家政服务员和家政企业信用档案,并建立家政服务“红名单”和“黑名单”制度。(来源:《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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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生活和社会化劳动使得家政服务成为很多城市家庭的刚需,同时家政行业呈现结构性人力资源供给的短缺与剩余。这一方面是因为:家政工作“低技能和女性化”的标签形塑了家政服务行业和从业者的双重弱势,影响了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与劳动参与;另一方面,儿童养育方式的改变重构起新型“保姆-儿童”关系。“短缺”与“过剩”现象并存暗示着“中高端保姆荒”,城市家政服务行业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 周群英

中国正步入家庭小型化、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中,现代化的生活和社会化的劳动使得家政服务成为很多城市家庭的刚需。2019年2月2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促进家政服务扩容提质,事关千家万户福祉,是适应老龄化快速发展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需求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扩消费、增就业。

前不久,笔者在北京西直门某家政公司的调查发现,家政市场冰火两重天,育儿嫂和月嫂供不应求、家务和小时工供过于求。家政行业呈现结构性人力资源供给的短缺与剩余,中高端家政出现“用人荒”和“招人难”,低端家政出现“找活难”的供需失衡现状。需要指出的是,文中所指家政工以月嫂、育儿嫂、保洁、护理、小时工和临工为主,不涉及顶级的智慧型家政员和管家型家政员。

“短缺与过剩”的形成机制

性别角色理论依照个体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将某些社会责任与权力交给男性和女性。女性被定义为操持家务、照料老人、抚育孩子等辅助型社会角色。男性被定义为从事生产、参与竞争等主导型社会角色。“男主外女主内”“男耕女织”被建构为理想的性别角色分工模式。社会视家务劳动为女性的“天职”,并具有“无报酬、低技能、女性化”等属性。这种家务劳动定位从技术与阶层两方面影响女性的职业选择。

学者白馥兰指出,科技是西方优越性话语的核心要素,被想象成等级结构的符号。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现代对立于传统、科学对立于无知,男性对立于女性,技术通常被认为是男性的技能领域,男性与技术的关系被想当然地认为是合理的,科学与技术中处处存在性别烙印。弗吉尼亚· 沃尔夫断言“科技是男性,是父亲”。性别与科技的关系隐喻了女性不能也不应该成为技术的拥有者。家政工作作为家务劳动的社会延伸,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低技术含量的工作,只要“有身份证和健康证,能正常交流,会做基本家务”就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服务。家政女工们集体默认并践行此逻辑。访谈发现,多数进城务工女性首选门槛低、收入高的家政职业。她们的职业认同与职业选择为将来的“高流动和高失业”埋下了隐患。

学者蓝佩嘉指出,家务劳动女性化意味着父权制社会的两性权力关系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作为雇主的中产女性和被雇的底层女工都肩负家务劳动的社会责任。中产女性雇佣底层女工分担部分“妇职”与“母职”来应对照料危机,她们豁免家务劳动是以家政女工的参与为基础的。“性别平等”的实质以阶层不平等为代价。中产女性社会地位和权力的获得源于底层女性的权力让渡而非男性。女性化的家务劳动解放中产女性的同时,维护了传统性别秩序,强化了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的附属地位。

家政工作“低技能和女性化”的标签既形塑了家政服务行业和从业者的双重弱势,又影响了流动女性的职业选择与劳动参与。部分农村务工女性一进城就上岗,被定位在低端就业,在城市家庭从事收拾屋子、打扫卫生、买菜做饭、接送孩子、照顾老人等基础型家庭服务。她们中多数是只经历过简单培训的低学历或半文盲女性,在缺乏城市生活经验的情况下,被推到以现代消费理念武装起来的城市雇主面前,她们的实际服务水平与市场需求水准形成巨大的反差,致使“雇主用得不放心,保姆干得不开心”现状普遍存在。家政业的负面新闻接踵而来,从业者饱受职业道德、服务技能、高失业率的三重压力。

需求侧儿童观念变迁拉升中高端保姆的技能需求

阿利艾斯认为中世纪的西方没有儿童观念。17世纪后西方社会出现溺爱和教育儿童观念。工业革命时期“有用”儿童观念被21世纪“神圣”儿童观念替代。儿童观念的变迁与近代经济发展、价值理念和文化教育多种因素相关。儿童被认为既具有未来家庭生产的劳动力、赡养父母、传宗接代等工具性价值也具有给父母带来快乐和满足等情感性价值。

在现代社会,生育率世界范围内每况愈下,一个家庭的平均小孩数目只有一两个,孩子成为父母和祖父母辈的“掌上明珠”。随着工具性纽带的弱化,孩子的情感价值达到新的辉煌。一个孩子被期待提供爱、笑容和情绪上的满足,但不会提供金钱和劳动力。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重塑了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孩子被视若珍宝,俨然成为家庭的“小皇帝”。

儿童观念的变迁影响了父母的育儿理念和教育方式,对儿童的“溺爱”不再通过“插科打诨”来表现,而是通过对儿童的心理探索和道德关怀来体现。父母对子女有强烈的感情,他们关心孩子的特别需要,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家长愿意花时间陪伴孩子,密切关注孩子的身心需求。儿童观念的变迁促使儿童养育方式的改变,进而重构新型“保姆-儿童”关系。理想保姆被期待既可以照顾孩子的日常起居饮食,又能懂得孩子的心理需求,身兼照顾和爱护孩子的双重职责。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后,市场对高级育婴师的需求呈现井喷式增长,供不应求。

《育婴员国家职业标准》将该职业分为育婴员、育婴师和高级育婴师三个等级,需要掌握0-3岁婴幼儿的养、护、教,具体包括饮食、饮水、睡眠、二便、三浴、卫生、生长检测、动作技能训练、智力开发、社会行为及人格培养、个性化教学等现代教育理念和科学方法。调查发现,家政从业者文化水平主要集中在中小学以下,占总人数的93%。受教育程度偏低影响了她们的专业学习能力,只有不到半数的农家女参加过职业培训。目前,一些正规的家政公司会对员工进行免费的岗前培训,但其内容局限于简单的家庭礼仪、家务操作等,难以满足中高端市场的知识与技术的新需求。大部分家政工长期处于行业底端,进一步导致缺乏接受高层培训的动力、经济和技术能力。如何破解家政市场“缺工”与“失业”并存现象成为满足人们美好生活亟待解决的难题。

城市服务行业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短缺”与“过剩”现象并存说明了家政行业不是“保姆荒”,而是“中高端保姆荒”。造成家政行业结构性困境的原因是这一群体的知识素养、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水平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城市服务行业的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

笔者认为,家政服务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瞄准居民家政服务消费升级的重点领域,设计和培养道德过硬、技能过关的从业者,推动家政行业的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发展,化解“缺工与失业”并存的结构性困境,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安全感,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需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管理研究院/社会学院讲师)

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治理智库项目“高等学校学生思想动态及对策研究”“新中国70年中国家庭变迁研究”项目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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