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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视男农民工孝道观念与尽孝策略

——香港中文大学蔡玉萍教授“男农民工孝道”研究分享

作者:杜平  来源:中国妇女报  发布时间:2019-06-04

编者按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蔡玉萍教授在南开大学举行题为“远距离看孝道:中国的移民、性别和老年照料”的学术讲座。她认为“合作照料”和“危机照料”是男性农民工尽孝的两种应对策略,折射出其根据家庭现实状况对他们的文化理想做出的妥协。在城乡迁移的情境之中,照料实践的实用主义调整与男性身份和传统性别观念并存,共同刻画出男性农民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 杜平

近日,香港中文大学蔡玉萍教授在南开大学举办“远距离看孝道:中国的移民、性别和老年照料”讲座。讲座基于蔡玉萍教授与香港浸会大学彭銦旎副教授合著的《男性妥协:中国的城乡迁移、家庭和性别》一书,聚焦男性农民工的孝道顺从,透视他们如何在文化理念与生活实践的矛盾之中进行协商、妥协与和解。

弥补男性农民工声音与主体体验的缺失

现有中国城乡迁移研究集中于迁移对经济、政治、健康等的影响。涉及家庭领域的讨论多关注可量化结果,而城乡迁移对家庭内部协商过程的影响未得到考察。从性别视角看,男性农民工的主体体验亦缺失。对于他们的关注往往与工作绑在一起,如同新近关于亚洲、拉美等地男性移民工人在欧洲从事家庭佣工的研究。然而,亲密关系、性别权力、家庭分工及照料,同样充斥着男农民工的生活世界。

蔡教授的研究将分析视野拓展至城乡迁移对于家庭与性别关系的影响,呈现出迁移如何迫使男性农民工重新与他们作为爱人、丈夫、父亲与儿子的角色展开协商。具体到孝道观念与老年照料,研究关注男农民工如何回应年迈父母的照料需求,如何在城乡迁移导致的客观分离与“养儿防老”的文化责任之间协商。

城乡迁移与农村老年照料新机制

快速老龄化是当代中国直面的冲击之一。由此带来的问题在农村地区尤为凸显,一个重要表现在于老年照料存在缺口。

当家庭依然是老年照料的主要供给者时,共同居住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中国农村的老人与老年支持》,与成年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已由1991年的70%下降至2006年的40%。城乡迁移在其中的影响不言而喻。一方面,客观的空间分离使得子女难以为父母提供日常照料;另一方面,接触不同的文化理念弱化了他们遵从孝道的责任感。亦有不同研究指出,传统家庭价值,依然具有较普遍的社会认同,并与日趋变化的代际互动模式并存。蔡教授基于2012年至2015年在中国三个沿海城市所收集的192位男农民工的访谈资料,从男性主体经验入手,探讨其调整期待与安排的具体策略。

城乡迁移对农村老年人照料机制的改变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孝顺”这一文化理想作为男性成功和女性贤良的核心评价标准,依然得到不同代际男性农民工的认可。然而,老年照料的具体实践却是多元化的,并常常与文化理想有所背离。“养儿防老”要求男性农民工承担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但提供日常照料的往往是女性,包括儿媳和女儿。大部分受访男农民工将这种性别化的转移视为理所应当。

很少有男性能身体力行地为父母提供无微不至的照料。因此,他们发展出两种策略予以应对,即“合作照料”和“危机照料”。所谓“合作照料”,指的是家庭成员对照料角色的分工与合作,反映出成年子女根据现实环境选择性地履行赡养义务,而非依照传统文化所做出的规范。养老责任分配往往具有实用主义色彩,依据具体的经济条件、可及性以及远近程度而定。女儿越来越多地参与父母的日常照料,她们在养老方面的重要性日益提升。所谓“危机照料”,则强调现实环境大大限制了照料的实际提供,因而会对赡养责任进行重新界定。男性农民工虽然也会为长期缺位于父母养老的现实感到烦忧和自责,但这却是他们的无奈之举。这些新的照料机制也许并非仅仅源于城乡迁移的影响,但却毫无疑问地经由迁移得到累积与强化。

应对文化理想与日常实践之间的鸿沟

城乡迁移加剧了代际之间相互支持的不平等。迁移家庭中,大部分农村老人非但不能得到外出打工子女的照料,反而需要帮助他们照顾孙辈。他们在支持和照料方面的付出远远多于收获,而有限的家庭资源的分配也往往以年轻一代为优先,从而透视出支持与资源在代际之间呈现出单向流动的特征。许多男性农民工认识到其中的不均衡,也需要采取不同方式化解孝道理想与生活实践之间的鸿沟。

重新划分代际责任之间边界是一种常见的应对方式。外出打工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而非选择,老年父母也逐渐地调整他们对子女的期待。“孝”与“顺”共同构成了孝道意涵。当男农民工由于外出打工而无法为父母提供照料时,他们便根据“顺”的意义对孝顺进行重新解释,“孝子”便成为了听从父母意见的儿子。

一些男农民工通过手机为父母提供情感支持,关心其日常生活。尽管这种移动沟通技术为一部分人提供了远距离了解父母日常生活并进行相应安排的机会,但仍然存在较大局限。父母报喜不报忧、不愿成为子女负担的心情,会使子女难以全面了解父母的真实状况。

总体而言,当代中国男性农民工依然拥抱着成为“孝子”的文化理想。然而,问题在于他们能够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之下提供哪些切实的照料。蔡玉萍教授所指出的“合作照料”与“危机照料”折射出男性农民工不得不根据家庭的现实状况对他们的文化理想做出调整和妥协,而他们也通过不同方式弥合文化理想与日常实践之间的鸿沟。“男性妥协”这一概念揭示出急剧的社会变迁给家庭老年照料带来的挑战。在城乡迁移情境中,照料实践的实用主义调整与男性身份和传统性别观念并存,共同刻画出男农民工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挣扎。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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